本篇文章引用自此
民主、透明度、禽流感
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
助理教授 劉孟奇
11月16日,美國總統布希在京都發表演說,針對亞洲的自由民主發展,舉出台灣、日本和南韓,做為亞洲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成功典範。或許知道中共一定會以「國情不同」回應,布希特別說,他無意以一種體制比較另一種體制,也未想到要中國模仿台灣,但他要向中國和其他國家指出的是,社會要安定和安全,人民需要擁有對政府的發言權,自由的社會對任何國家都有利,人民應有信仰自由,社會才可安定。
布希呼籲中國開放社會,因為自由與民主能為中國帶來最大利益。布希說:「我相信當他們讓人民在政府中擁有更多發言機會時,社會也會變得更穩定、更完整。我要對中國說的是,一個自由社會能為你們帶來利益。」
對於布希的演說,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的回應果然是:台灣與大陸的「國情不同」。他說:「台灣有台灣的情況、大陸有大陸的情況,在這個問題方面,希望美方能夠有一個正確的認識。」
的確,就以禽流感的例子來看,台灣與大陸的情況的確相當不同。雖然台灣目前還沒有禽流感傳染人的例子,但是一有風吹草動,即使是候鳥被發現感染禽流感死亡,媒體就以顯著版面報導。政府受到輿論的監督與壓力,因此不敢輕忽,不但要對每一個可疑案例公開說明,慎重處理,而且必需對媒體與國會交代各項相關準備措施,包括研發疫苗、應變流程、舉行演習,並且提出特別預算。
反觀中國,雖然禽流感來勢洶洶,而且外界普遍懷疑禽流感已經在一些地方爆發開來,但是直到布希演講的同一天,中共官方才終於承認有兩起人感染禽流感的死亡病例。這兩起病例,還是因為香港媒體冒險前往湖南,才被曝光。而當香港媒體在十月揭露這兩起病例時,從湖南省衛生廳到中共衛生部,都統一口徑,說這不是「禽流感」,只是「不明原因肺炎」。
這種瞞報疫情的做法,就同2003年時大陸爆發SARS時一樣。當時中共官方早在三月就知道多人病倒、死亡,一直到四月下旬才對外公布,差點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情況。
這也就是布希所說的,自由民主對於一個社會的穩定與安全非常重要。民主制度與輿論自由意味著一個社會的資訊是透明的,是被公眾檢證的,而不會被「欺上瞞下,報喜不報憂」的官場惡習、權力邏輯所扭曲與掩蓋。在民主制度中,當權者面對潛在危機時,因為輿論的壓力、國會的監督、在野黨的競爭,而有充分的誘因,必須誠實而妥善的因應。一個社會的透明度越高,當權者越有「做不好就下台」的壓力,這樣的社會就越安全。相反的,一個社會習於遮蓋警告的訊息,而對於輿論的態度是「說我做不好就把你消音」,這樣的社會是危險的。中國不可能自外於這個邏輯之外,而從大躍進、SARS、一直到禽流感,正是一次又一次的檢證了「自由民主才能促進社會穩定安全」的硬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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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、透明度、禽流感
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
助理教授 劉孟奇
11月16日,美國總統布希在京都發表演說,針對亞洲的自由民主發展,舉出台灣、日本和南韓,做為亞洲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成功典範。或許知道中共一定會以「國情不同」回應,布希特別說,他無意以一種體制比較另一種體制,也未想到要中國模仿台灣,但他要向中國和其他國家指出的是,社會要安定和安全,人民需要擁有對政府的發言權,自由的社會對任何國家都有利,人民應有信仰自由,社會才可安定。
布希呼籲中國開放社會,因為自由與民主能為中國帶來最大利益。布希說:「我相信當他們讓人民在政府中擁有更多發言機會時,社會也會變得更穩定、更完整。我要對中國說的是,一個自由社會能為你們帶來利益。」
對於布希的演說,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的回應果然是:台灣與大陸的「國情不同」。他說:「台灣有台灣的情況、大陸有大陸的情況,在這個問題方面,希望美方能夠有一個正確的認識。」
的確,就以禽流感的例子來看,台灣與大陸的情況的確相當不同。雖然台灣目前還沒有禽流感傳染人的例子,但是一有風吹草動,即使是候鳥被發現感染禽流感死亡,媒體就以顯著版面報導。政府受到輿論的監督與壓力,因此不敢輕忽,不但要對每一個可疑案例公開說明,慎重處理,而且必需對媒體與國會交代各項相關準備措施,包括研發疫苗、應變流程、舉行演習,並且提出特別預算。
反觀中國,雖然禽流感來勢洶洶,而且外界普遍懷疑禽流感已經在一些地方爆發開來,但是直到布希演講的同一天,中共官方才終於承認有兩起人感染禽流感的死亡病例。這兩起病例,還是因為香港媒體冒險前往湖南,才被曝光。而當香港媒體在十月揭露這兩起病例時,從湖南省衛生廳到中共衛生部,都統一口徑,說這不是「禽流感」,只是「不明原因肺炎」。
這種瞞報疫情的做法,就同2003年時大陸爆發SARS時一樣。當時中共官方早在三月就知道多人病倒、死亡,一直到四月下旬才對外公布,差點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情況。
這也就是布希所說的,自由民主對於一個社會的穩定與安全非常重要。民主制度與輿論自由意味著一個社會的資訊是透明的,是被公眾檢證的,而不會被「欺上瞞下,報喜不報憂」的官場惡習、權力邏輯所扭曲與掩蓋。在民主制度中,當權者面對潛在危機時,因為輿論的壓力、國會的監督、在野黨的競爭,而有充分的誘因,必須誠實而妥善的因應。一個社會的透明度越高,當權者越有「做不好就下台」的壓力,這樣的社會就越安全。相反的,一個社會習於遮蓋警告的訊息,而對於輿論的態度是「說我做不好就把你消音」,這樣的社會是危險的。中國不可能自外於這個邏輯之外,而從大躍進、SARS、一直到禽流感,正是一次又一次的檢證了「自由民主才能促進社會穩定安全」的硬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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